快乐教育之毒

阿十。一个游荡在教育行业的问题研究者。下面是她的口述，程苓峰增删提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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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欧和西欧有个教育流派，像华德福和蒙特梭利，可以叫它们素质教育，也可以叫快乐教育。孩子很幸福，在学校里各种玩，织毛衣、做饭，经常去博物馆。

而在中国的学校里就一件事，学习和考试。所以很多人想把欧洲的教育引进来。

但首当其冲的是资源不够。如果上数学课，一个老师可以搞定五十个学生，他们坐下面安静听就可以。但陪五十个孩子玩，满田野撒欢，高度不确定性的体力活，没五个老师搞不定。

中国 30 万所中小学，只有 1% 能支撑起所谓的快乐教育，剩下 99% 只能唱空城计。这种情况下，快乐教育就等于自生自灭，是伤害。

北京有个 HDF 学校，曾要求学生的家长把整个家搬过去，他们认为学校和家是一体，是不可分的社区。

真的很多家长从东城、西城、怀柔搬到昌平去，在那里建快乐教育的乌托邦。这些家长都有经济实力，有钱供养一个乌托邦。

但学校有断档，没有初高中，所以孩子最后还是必须回到体制内，就算要出国，也得去国际学校，还是要学数理化，要考试，要被评价。

很多孩子适应不了，他们无法理解那个新环境，那些新规则，需要重塑三观，然后有挫败感，出现心理问题，会抑郁。一棵树被移植，它面对新土壤，身体会排异。

HDF 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欧洲搞得好，因为它本来就是那块地长出来的果子。西欧和北欧，人少钱多福利好，而且是相对单调的社会。中国一比，还是人多钱少，是多样复杂社会。

出海，在陌生环境里冲撞，能认识自己。但反个方向，把国外的东西拿进来，也会冲撞，也能认识自己。

大理也有些类似的学校，听起来很诱人，但其实是父母这一代人的代偿心理。

他们的青春期被快速的工业化榨干，没享受过那么自由的生活，他们自己需要被宽容，被友爱，所以想给孩子创造那样的环境。

大理这个城市本身就有气氛。一些人卷不动了，要躺平，为了给躺平找到正义感，所以不知不觉的，对主流社会生出鄙视，觉得你们这些牛马没生活，也没自由。他们反倒觉得，逃离就是牛叉，但其实也是心理乌托邦，很变态。

几十年改革开放，养出来一批富二代，想逃离把他们养大的现实。很多有钱人润出去，在那边闲的蛋疼，天天烧烤，在院子里除草，最后老婆留在那边陪孩子上学，老公又回来，继续挣钱，继续喝酒打单。

大理还个学校，名气大，规则是家长要抱团形成一个社区。但恰恰在这群人里，离婚率之高，一个孩子的父母分开，又跟另一个孩子的父母搞上，在圈子里的名声极其恶臭。以自由之名，敞开变态。

大理有些村子，北上广深的移民搬进来，五六个孩子凑个学校，这个爸教数学，那个妈教美术，但这些孩子缺乏足够多的同伴，缺乏比较，缺乏竞争。

五六个孩子是不够的，要几十几百，丰富性才及格。这样的丰富性只有社会才能提供，只有社会本身是系统的。样本少了，多样性少了，就没有力量。必须把环境参数提高十倍，组织的力量远大于个人。

在欧洲，在家教育的孩子，可以随时中断，随时去学校，也可以工作之后再回去上学，那个社会的供给非常灵活，流动性很强。但在国内，一个手续就要跑很久，一个考试就会卡住，别人的常态是我们的非常态。

移植其它土壤的教育体系到中国来，其实忽视了 “系统性” 的价值。没有一样的社会环境，没有一个场域去配套，树苗长不出来。

最简单粗暴的指标，人均 4 万美金 GDP 的教育模式，很难复制到 1 万美金的社会。如果强行复制一个小环境，但强扭的瓜不甜，它会变种。

在巴西、泰国这些人均 GDP 一万美金上下的国家，也有引进欧洲的教育模式，但只是小部分人的狂欢，没有获得全球化的成功。

就算在人均 GDP 比欧洲高的美国，欧洲的教育模式也是特例。美国的教育是二元，要么穷，要么卷。

直到奥巴马做总统，才提出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，搞社区大学，以前都是放羊。但美国是州立制，每个州有自己的想法，在大部分时候的大部分地区，底层被放弃掉了。

美国当然有卷，但它是卷科技，像马斯克给自己孩子建的学校，不是欧洲的卷自然。

日韩跟中国很像，很卷，一直干不掉培训班，就算这些培训班绑架了大部分家庭。

中国社会非常多样化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流派的教育模式，都有一点，分散在不同的人群，没有共识。好像中国的地形，三级阶梯，东南西北，高原丛林和海洋戈壁，全不一样。

东南亚是躺平模式，但跟欧洲也不一样。热带的人，有一顿算一顿，无所谓，因为物产不匮乏，食物充足。

我曾经问一个印尼的局长，印尼人是乐天派，但印尼有海啸，你们会不会恐惧。他说，海啸过后重建就可以了。

以色列是被战争塑造的国家，我曾在以色列一个街道吃饭，隔壁街道有炸弹爆炸了。这种环境塑造了以色列人，第一是及时行乐，第二是更努力。

以色列不存在欧洲教育，只有天才教育，给最聪明的人最前沿最刺激的课程，跟美国一样卷科技。中国其实也是天才教育，在激烈的应试教育里过独木桥，把天才筛出来。

天才之所以是天才，就是他经过了应试教育，但他的活力不会被摁死。而且应试教育夯实了基础，让他的天才更能施展。

在中国，天才多在三个领域，金融、企业和政府。金融只是辅助性行业，本身并不创造新东西。所以做企业的人比他们天才。做金融的人飘在空中，做企业的人顶天立地。

但做企业并不为整个社会兜底，商业产生大量副产品、副作用，而最终为社会兜底的，为所有副产品、副作用买单的是政府。他们更强。

2

中国的教育出海有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做华校，孔子学院这样的。但是单点的，容易被连锅端掉。

后来思路变了，到第二阶段，跟着一带一路出去，从基建开始做，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，把国内的网 + 屏带过去，帮他们建这些基础设施，做教育信息化，一直到内容，到教师的培训。

还给钱。比如需要一个亿，我们官方和企业一起，给你 3000 万，借你 3000 万，再投你 3000 万，你自己出 1000 万。人家礼尚往来，把中文考试纳入到国民体系里去。

它从基础设施到骨架、血肉，都是中国人帮着建起来的，就很稳，想端掉整个体系基本不可能。在东南亚和南亚，除了印度和越南，其它国家都没有自建教育基础设施的能力。

这有点像一带一路的港口，我们帮助建基础设施，就能用上我们自己的标准，做了 “车同轨”，还顺势设计港口运作的规范，以及代运营，那是 “书同文”。

中东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，把中文纳入中小学教育，它们觉得美国太霸权，相比之下，中国有很强的未来，但没有攻击性，像邻家大哥。

在东南亚，上流圈层有 1/3 愿意把孩子送过来，以前是来读大学，现在中小学也多起来。因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综合认同。

在东南亚，年轻人喜欢泡泡玛特，喝雪王。雪王比当地饮料贵，也比雪王在国内贵，相当于当年我们在国内吃肯德基。他们排队喝雪王，觉得酷，很 fashion。具体讲不清楚，就是感觉。

今天到了第三阶段，就是民营的教育科技企业，自发出海。

2014 年我们组织中国的教育科技企业去美国，有个印度人做分享，就说我们不想分享给中国人，因为你们是 copy cat。

思想都是从高维度流向低维度。显然当时觉得美国欧洲是高维，我们是低维。但很快，也就是几年，情况变了。

芬兰对自己的基础教育不满意，因为很多年没出过诺贝尔奖。它是放养，孩子天天在地里混，数学不好，到了大学搞不定微积分。

中国人还没到密集拿诺贝尔的阶段，但数学是最好的，所以芬兰把中国人的题海战术拿过去。在一定压力下，学习、测试、反馈。强化训练。

有家 app 进了美国的公立学校，不只教他们语文，也教他们英文。中国的科技教育出海去其它国家并不稀奇，但进美国是标志事件。教美国人中文也不稀奇，但教英文也是标志事件。

还是因为我们的训练系统好使，做题、反馈、掌握知识点，起效快。所以会说英文，跟拿到考试结果，它不是一个东西。

中国人擅长工程化，其实就是效率的落地。在文化上它是实用主义。今天这种文化和工程能力，反向输入美国和欧洲。

因为中国是个复杂系统，不是一马平川，也不只有高山峻岭，而是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有，然后什么样的文化都有。

也经历了频繁的战乱，一边内斗一边融合，所以中国人，一上来就要处理一个复杂系统，要从中光速抽象出最简方案。

中国的根是农业。农业几千年都是同质化，每年增收 1%，不会有突变。农民习惯的是重复，精耕细作。

陆地是静态的，海洋是动态的。陆地要求稳定的秩序，有固定的节律去做事，农民对土地重复的管理，其实就是工程化。

而海洋是不确定的，它适合创意，它习惯不一样的东西，而不是年复一年不变的东西。

福建是中国各地区里出海历史最悠久的地方，好玩的是，福建也是教育最不卷的地方，双减政策见效最快的地方。只要妈祖同意，他就出海去，没必要非要读书。

欧美创业者会探索深度，细腻，优美。他们喜欢只做一个品类，比如只做零到三岁，只做编程，更探索教育本身。

我们的创业者更喜欢复制，效率更高，更吃苦，更耐操，但没有生活。大年三十晚上一样找得到人聊工作。

在海外，除了印度人，中国人都打得过。肤色浅的那帮印度人，基本是婆罗门和刹帝利，他们跟中国人一样强，但英文更好，在欧美体系里更能混。

中国人宗教性比较淡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不服气。天道酬勤，天道酬善，中国人靠这些规则把人和天统一起来，天人合一了。我们对天不是仰视，他把握了天的好恶。

康熙末年九个儿子争皇位，朝局复杂动荡。邬思道对皇四子胤禛说，不争就是争。这是底层战略。这个皇四子就是雍正。不争就是争，中国人把二元对立统一融合起来。

教育和商业本来是分开的。有不少人，最开始是做公益，追求公平，去支教，建书屋，但太耗时间。所以开始做线上，做推广，做一对多，把效率提上来。

然后又发现很费钱，做不长久，就开始商业化，赚钱越多，就能支撑更广泛的公平。教育和商业统一起来了。

有些创业者，刚开始讨厌大班，讨厌整齐划一，想改变它。但深入之后，也搞融合。他们激发孩子的兴趣，有兴趣就学的更好，考高分就是个结果，这个结果能带来好前途。兴趣和考试统一起来了。

双减前，科技教育企业的 CEO 不关心政策，觉得在这个领域里，政策是空白的，所以只追求市场化。但双减后，他们意识到经济不可能自成一体，在一个社会里，任何东西都是系统的一部分。

既然是一家，就要把大小王分出来，分出来后，小王有小王的自由，也有小王的快乐。这些人从石猴子变成斗战胜佛。双减是堂课，让企业家学会去理解，在政经的立体结构里找方案。

创业者里 80% 是二婚。大部分人离婚，是因为在创业最难时没扛住，就分了，创业总会牺牲掉一些东西。

也有少部分离婚，是成功之后，跟原配的认知不在一个维度上，所以去找更适配的。但二婚的人更快乐，好像升华了。

来源：公众号：程苓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