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数字游民社区

@游识猷：一篇关于中国数字游民社区的论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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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方，数字游民玩的是一种叫做 “地理套利”（Geographic Arbitrage）的游戏，说白了就是：“挣一线城市的钱，过小镇生活。” 一个典型的西方数字游民，可能拿着硅谷的薪水，却住在生活成本极低的泰国清迈。他们是高收入、高消费能力的群体，对社区的需求很明确：提供舒适的服务，我来付钱。因此，西方的游民社区本质上是一种商品，一个为有钱玩家精心打造的付费度假村。

然而，研究者们发现，在中国，情况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中国的数字游民群体呈现出一种 “泛化” 和 “不稳定” 的趋势。

首先，他们不一定有钱。 很多人并不是拿着大厂高薪的程序员，而是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、内容创作者，甚至是暂时 “躺平” 的探索者。他们的消费能力，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纯商业化的高端社区。

其次，他们大多是 “新手”。 很多人还处于数字游牧生活的探索期，被 “诗和远方” 的梦想吸引而来，但对自己到底该如何实现这种生活方式，心里并没底。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服务，更需要指导、社群支持和低成本的试错机会。

这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、根本性的问题：

如果中国的数字游民社区，不能像西方那样依赖一群有钱的 “消费者” 来买单，那它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谁来支付那些装修、运营和维护的费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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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数字游民社区是什么样？

研究者选取了三个代表性的数字游民社区：

▪️ 浙江安吉 DNA 公社： 中国第一个 “网红” 游民社区，由商业资本主导，像一个时尚的创业项目。

▪️ 浙江安吉 DN 余村公社： 紧随其后，但由政府和国企投资，价格更便宜，更像一个 “示范工程”。

▪️ 陕西西安秦托邦： 一个更深入乡村的社区，直接和村集体合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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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游民社区背后，牵涉到的不同利益方：

▪️ 数字游民： 社区的核心，关心的是居住体验、社交氛围和个人成长。

▪️ 政府人员： 关心的是政策落地、人才引进和乡村发展。

▪️ 商业投资方： 关心的是投资回报、品牌效应和商业模式。

▪️ 社区运营方： 他们是夹心饼干，既要让投资方满意，又要服务好游民。

▪️ 村集体和村民：土地的主人，关心的是租金收益和外来者是否会打扰他们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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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房产公司商业策划：

第一个吃螃蟹的 DNA 公社，并不是游民们自发组织的，而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爱家地产策划的商业项目。

他们改造了安吉县溪龙乡白茶园一个废弃的竹木加工厂，然后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爆款文章 ——《我们在浙江乡下为数字游民改造了一栋房子，然后等你来》。这篇文章的阅读量轻松突破 2.1 万，入住名额瞬间被抢光。

紧接着，像 “一条” 这样的大号跟进报道，推出了《几百个年轻人聚集浙江山里，不坐班，松弛地挣钱》，阅读量直接 10 万 +。

“我是看到一条的报道心动的，视频中社区嵌在白茶村里的景象戳到了我的心窝。我一直旅居国内外各地，成本较高，但 DNA 在村里，生活成本不会太高，加上环境好，于是我就约着认识的游民一起来了。”( D3)

最初的数字游民社区，是一个被商业房地产公司造梦、社交媒体精心编织出来的乌托邦。它满足了城市青年对 “逃离” 和 “田园牧歌” 的所有想象，用浪漫图景吸引了第一批游民。

但是，商业资本的耐心是有限的。DNA 公社面临着一连串的现实挑战：

▪️ 资金有限： 投资方不可能无限 “烧钱”。
▪️ 盈利太慢： 靠收房租什么时候才能回本？
▪️ 模式不清： 除了房租，还能靠什么赚钱？

当最初的网红流量红利过去，如果不能持续吸引足够多的游民入住，或者找不到新的赚钱方法，资本就会考虑退出。

DNA 公社的运营陷入了 “双重困境”：

▪️ 与政府的协商困境： 政府口头上欢迎，但缺乏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和人才政策，缺乏真正有吸引力的制度创新。

▪️ 与投资者的目标错位： 投资者（地产）关心的是利润回报，希望尽快看到钱。而运营者（通常是资深游民）关心的却是社区氛围和细节体验。结果就是，投资者不愿意为那些 “不赚钱” 的社区活动和细节服务买单，而运营者在没有稳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，只能 “为爱发电”，难以为继。

“我们是一个商业项目，需要考虑投资回报。DNA 这块地是政府让我们替它去规划，但是没有其他的资金补助，社区的改造、装修都是我们投资的，自负盈亏。社区是特色小镇的一环，虽然暂时不考虑它挣钱，但是也不能一直贴钱，所以现在需要考虑后续的经营方向。”( B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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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政府入场：

DNA 公社的爆火，让地方政府看到了一个新机遇：这不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 “乡村振兴”/“新型城镇化”/“吸引年轻人回乡” 吗？

于是，一种全新的模式在 DN 余村、秦托邦等地出现了：

▪️ 老板换了： 不再是追求短期利润的地产公司，而是由政府协调、国企（国投）出钱。这意味着更稳定的资金和更长远的规划。

▪️ 管家也换了： 社区的运营团队，不再是 “为爱发电” 的游民，而是政府或国企雇佣的第三方专业团队。比如秦托邦的运营方，就是当地政府合作的文旅公司。

▪️ 关系变了： 政府和社区的关系，从之前那种 “口头支持、偶尔互动” 的偶然关系，变成了一种用政策、资金、制度牢牢绑在一起的 “深度绑定” 关系。

所有的玩家 —— 国企投资方、运营团队、村集体、甚至数字游民自己，都开始围绕着政府的意图重新组织起来。

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，也从 “如何赚钱” 变成了 “如何吸引更多泛数字游民，服务于乡村振兴大战略”。

这种模式最直接的好处就是：便宜，非常便宜。

在政府主导的社区，一个单人间的价格，几乎只有商业社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。比如 6 人间的月租金从 440 元变成 350 元，1 人间的月租金从 2980 元变成 1200 元。

一位游民（D4）：“在乡村来说的话，DNA 住宿并不算是便宜的，单间的价格 ( 1960 元 / 月) 在镇上可以租一套房子。但 DN 单间就便宜很多，设施也比较新，我更愿意来这里。”

政府的钱不是白拿的，它有自己的 KPI。政府希望社区成为一个模范生，一个展示给外界看的示范区。

结果就是，社区运营方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接待参观，这严重打扰了游民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。

运营方（C3）也很无奈：“因为有补贴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规定参观区域，原则上是不让进入游民的私人区域的，但是有些参观者还是会打扰到游民，发生一些冲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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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隐藏的 “地主”—— 村集体

除了政府、资本和游民，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手握王牌的玩家 —— 村集体。简单说，他们是这片土地真正的 “地主”。无论是 DNA 公社租的废弃工厂，还是秦托邦租的 200 户民房，最终都得经过村集体点头。

研究者发现，村集体的态度非常微妙。

一方面，他们欢迎游民社区，因为这能盘活闲置的房子，给村里带来租金收入和人气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很警惕。他们会担心：“这帮外地人会不会把我们村搞得乌烟瘴气？”“他们赚钱了，我们能分到多少？”“他们会不会不尊重我们的风俗习惯？”

以秦托邦为例：

▪️ 模糊的利益分配： 运营方的上级企业，先用一个价格（比如 X 元）从 200 户村民手里统一租下房子，然后再用一个更高的价格（比如 1.1 倍的 X 元）转交给村集体。这个模式虽然盘活了闲置资产，但它稳定吗？村民会不会觉得租金低了？村集体会不会觉得 “过路费” 少了？由于缺乏长期、稳定的支付保障和透明的分配机制，这种合作非常脆弱，随时可能因为利益纠纷而引发 “土地占用矛盾”。

▪️ 文化与金钱的冲突： 村集体的想法很复杂。他们既希望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分红，又很看重土地承载的文化价值。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家园被外来的经营者搞得面目全非，不希望祖辈留下的土地完全受制于人。这种 “既要又要” 的心态，让运营方在进行任何改造时都束手束脚。

▪️ “人情” 大于 “规则”： 当社区运营者需要协调内外事务时（比如游民和村民发生摩擦），他们会发现，村集体这个 “协调员” 的角色，效力非常有限。村里没有一套统一的、成文的规则来处理这些新问题。大多数时候，解决问题靠的不是规章制度，而是 “临时谈判” 或者 “刷脸”—— 看运营者和村干部的 “人情关系” 好不好。这让社区的日常管理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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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文化的稀释 —— 当 “真游民” 遇上 “泛游民”

随着社区名气越来越大，来的人也越来越杂。最初，大家都是 “真游民”，抱着对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向往而来，愿意分享、共创，社区氛围非常浓厚。

但后来，涌入了大批的 “泛游民”—— 他们可能是对游民生活的好奇者，可能是来短期体验的度假客，也可能是纯粹来打卡的游客。他们对社区的公共生活没什么兴趣，也不参与共建，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便宜的 “乡村版青年旅社”。

“这里的人特别杂，有采访的，有做研究的，有疗愈情伤的，有大学生来写论文的…… 好像就是没有数字游民。虽然社区尽量给大家提供各类的交流活动，但大家都是交浅言浅地浪费时间。”( D5)

这种现象被称为 “社区氛围的稀释”。原本一个由 “信徒” 组成的紧密社群，逐渐变成了一个由 “游客” 构成的松散旅店。共享、协作、共创的社区文化，正在慢慢流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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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夹缝中的运营者

社区运营者（通常本身也是资深游民）是社区里最累、最 “心塞” 的一群人。他们就像一个家庭里的 “管家”，上有老（投资方 / 政府），下有小（社区游民），还要处理和邻居（本地村民）的关系。

他们的理想是打造一个有爱、有活力的社区。但现实是：

“我和爱家地产是合作关系，DNA 从策划、运营的具体事务都是我们做的。目前 DNA 的现金流都依靠房费，如果爱家不给钱，很多运营创意光靠房费是无法实现的。最近 DNA1000 天活动的费用也还不明确，总体上我是能贴就贴，但是能贴多少呢，感觉是为爱发电。”( C1)

“在实际运营中，我发现政府对我们的指导和干预挺多的，有时候对于工作效率来说负面大于正面，这个东西很撕扯，目前还没有找到合理的处理方式。我觉得理想社区氛围是要和人强绑定的，是怎么为人创造生活体验，并不是一味地开疆辟土，这不是我认为的社区运营。”( D4)

“和村集体、村民打交道仍然停留在最基础的人情往来。现在能做的就是建立信任机制，但过程是长期的、缓慢的。目前我们向村民开放社区健身房，拉村民来健身是融合的第一步，也是信任建设的第一步。想通过社区把外来的年轻人和村民融合在一起，健身是一个接口，天天来，就熟悉了，以后做事也就方便了。”( C5)

他们满怀激情地想为社区 “发电”，但往往发现自己手里既没有钱（资金被投资方控制），又没有权（决策要听政府的），最后只能在各种矛盾中周旋，身心俱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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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游民来说：

你在网上看到的岁月静好，可能是商业推广的一部分。一个社区的真实体验，远不止于几张精美的照片。在被 “种草” 之前，多去打听一下社区的运营模式。问问自己：这个梦是为你造的，还是为投资人的钱包造的？因为当浪漫的泡沫褪去，现实问题 —— 比如资金链、运营能力 —— 就会浮现。

政府主导的社区通常性价比超高，基础设施有保障。但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可能不仅仅是居民，还是一个 “活的展品”。你的生活可能会被 “为完成任务” 而组织的各种活动所打断。选择这类社区前，最好打听清楚它的 “接待文化” 和对个人空间的尊重程度。

在选择社区时，不要只看硬件，更要关注 “软件”—— 也就是人。一个社区的灵魂在于它的居民。你可以尝试在入住前，通过线上社群观察一下社区的日常讨论氛围，或者短期住几天感受一下。问问自己：这里的人是我想要交流的吗？社区的活动是我感兴趣的吗？你是想找一个 “一起搞事情” 的部落，还是一个 “互不打扰” 的旅馆？这决定了你的社交体验质量。

📄牛天，陈绚。中国的数字游民社区何以生成？—— 以 “嵌入性” 为视角的探索性研究 [J]. 新闻与传播研究，2025,32 (05):33-45+126-127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