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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太空往事:蜜月、脱钩、突围、堵截

文/ 刘芮/董指导

来源:远川研究所

1957年10月4日深夜,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上的一枚R7火箭在凶猛的烈焰中成功发射。第二天,美国举国上下都陷入了焦虑。

这枚由洲际导弹改装的火箭上,搭载着一个167斤重的人造卫星,名字叫做Sputnik 1。这颗卫星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抛光金属球,只比篮球大一点,带着四根天线,用以向地球发射无线电脉冲。在坠入大气层烧毁前的三个月里,这颗简单的金属球一共绕着地球转了1440圈。

发射成功后,被誉为“火箭狂人”的前苏联科学家科罗廖夫在现场捡起烧焦的石头,激动地敲打着发射底座,并把消息报告给了在莫斯科焦急等待的赫鲁晓夫。为了能尽快发射卫星,科罗廖夫取消了部分测试,卫星设计也被一再减配,以至于事后有美国军官称这不过是一堆废铁。

尽管U2侦察机早就察觉到了苏联的发射计划,但人造卫星的上天还是让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。面对公众,美国政府试图引导并压低这件事情的意义。在发射5天后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艾森豪威尔强撑着说道:“苏联卫星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担心,一点也没有。”

万万没想到的是,当年的美国媒体和群众根本不吃这套“懂王”风格,美国各界很快掀起了各种焦虑的定体问,主题只有一个:你国药丸。

卫星发射的第二天,《纽约时报》就称“Sputnik是共产主义苏联在全球的一次重大宣传胜利。”而媒体为了引发公众关注,对苏联卫星的意义和威胁进行疯狂夸大。著名科幻作家阿瑟·克拉克(Arthur Clarke)也跟风评论:从苏联卫星绕地球转圈的那天开始,美国就沦为二流国家。

描述美国被Sputnik惊醒的讽刺漫画,1957年

描述美国被Sputnik惊醒的讽刺漫画,1957年

甚至有媒体宣称:这是第二次偷袭珍珠港。因为既然R7火箭能搭载卫星,那么它自然也能挂上一颗4吨核弹头,成为飞向美国的洲际导弹。力推卫星发射的航天之父冯.布劳恩更是懵在原地,几年后他回忆说,就像看到苦恋了多年的姑娘,突然在一夜之间被另一个男人抢先上了床[2]。

1957年12月6日,寄托着美国人厚望的“先锋号”火箭进行首次卫星试射,电视全程直播。然而,火箭发射仅两秒后,便在离地面3英尺的地方一头栽了回去,成为浓烟火海,一时间舆论大哗,华尔街也恐慌着先跌为敬。甚至前苏联官员讥笑美国是落后国家,询问是否需要援助[3]。

我国人民群众对美帝卫星发射失败也是“喜闻乐见”,甚至有人专门写了歌曲《可怜的美国山药蛋》来传诵,“就上就上就上不去,美国的山药蛋就掉下了地。”不过美国毕竟是工业和科技强国,在冯·布劳恩们的带队攻坚下,“探索者1号”人造卫星在一个月后顺利升入太空。

此后美国开始疯狂砸钱,1958年NASA(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)挂牌,立马成为资金黑洞,60~70年代预算甚至高于国防部,一度接近GDP的5%。当时一位支持NASA的参议员评论道[16]:苏联人教会我们一件事情,就是科学本身就是一件威力巨大的国家宣传武器。

美苏把世界从“地表冷战”带到了“燥热的太空竞赛”,目睹这一切的新中国咬牙暗下决心:有条件要上,没条件也要上。

01. 入局:一定要比山药蛋大

美国卫星成功发射4个月后,北京传出最高指示:不惜一切代价搞人造卫星。卫星体积也要比美国山药蛋大得多,研发团队也是高规格。

督军的是聂荣臻,挂帅的是钱学森,执行的是中科院、国防部五院从全国抽调的骨干,解放军政治部调配了8000名复原技术兵、铁道部也支援了一批老工人,中央咬牙调拨了高达2亿元的研发专款,相当于36000名城镇职工的年收入,酒泉发射基地很快就在沙漠中拔地而起。

沙漠里蚊虫凶恶,气候恶劣,无数人把青春留在了发射中心七公里外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。然而光有牺牲精神还远远不够,要实现卫星成功发射还需两大支撑:基础学科和工业体系。在当时的中国,前者一片空白,后者一片惨白。科研老师们只能晚上自学白天教,现学现卖。

这一年,亩产十万斤的“水稻卫星”和年产千万吨的“钢铁卫星”先后上天,真正的卫星却不见踪影。考虑到当时状况,卫星被认为“与国力不相称”,于是1959年思路调整为“大腿变小腿,卫星变探空”。1960年2月,中国首枚“土法土制”的探空火箭终于在上海试射。

试射地点是上海郊区老港镇。火箭仅有4米多高,靠大家用绳子绞着上了发射架。它的头体分离定时装置是用7块钱买来的闹钟改的,点火装置是由手电筒灯丝上的硝化棉改的,燃料加压是用自行车打气筒完成的,弹道也通过手摇计算机和算盘来计算,草稿纸足足有3个半人高[6]。

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,1960年

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,1960年

随着在百米之外指挥员的一声大吼,火箭喷射了一团浓雾后,窜出了8公里,差不多能从徐家汇飞到陆家嘴。

探空火箭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,但在火箭技术不成熟的条件下发射卫星,颇有明代万户用47个炮仗绑着椅子想飞天的悲壮与辛酸。幸运的是,在1955年回国的钱学森等人的攻坚下,火箭飞行的公里数不断增加:50、100、1000、5000公里,一步步迈向洲际巡航大门。

土制火箭升空5年后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。但核武器光造出来不行,还得射的出去。因此,沉寂的卫星被唤醒了——洲际导弹和航天火箭原理一模一样,只是一个载着导弹,一个载着卫星。这一回,领导下达的四大使命:上得去、抓得住、听得见、看得见。

在钱老等人的努力下,“上的去”不是问题;有之前苏联援建的监测设备,“抓的住”也能做到;把《东方红》录制到了卫星内部发射器中,可以“听得见”;唯一的难题是“看得见”,尽管东方红卫星直径足足有一米多,但要实现肉眼观测,无疑是几公里内找一只苍蝇。

研究员开动脑筋,用氧化铝做卫星外壳,增强对太阳光的反射。氧化铝制作需要用有毒且刺鼻浓硝酸,没有防毒面具,大家就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轮流上岗,又在上面装了个反光板,升空后可以像降落伞一样撑开,直径足有4米,跟在卫星后面,看到它就像看到了卫星[7]。

发射前的东方红1号,1970年

发射前的东方红1号,1970年

1970年4月,长征一号从酒泉咆哮而出,将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。无数群众翘首观望,用收音机收听。几十分钟后,“东方红、太阳升”的电磁波全球发送,中国卫星的踪迹终于出现在了苏修和美帝的领空之上。这一天、这一月、这一年出生的许多孩子,都被父母取名为“卫星”。

冷战年代的卫星发射被赋予了太多政治象征,但如果剥离意识形态色彩,把航天当作一个战略产业,那时的中国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。

02. 备胎:鲜血换不回和平

1986年,是全球航天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,也是中国商业卫星发射的起始之年。

1月,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3秒后解体,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;4月,美国大力神34D火箭起飞8.5秒后出现故障,连同发射台一并炸毁;5月,美国德尔塔3194火箭刚一升空便遭雷击,被迫自毁;同月第18次升空的法国阿里亚娜火箭也出现了第三次点火失利,发射宣告失败。

接连不断的事故,促使美国在1988年宣布航天飞机暂时退出商业市场,全面转型商业航天发射。然而,但在美国航天领域坐了十年冷板凳的发射火箭,成本高昂竞争力低。因此,美国开始寻找技术备胎,目光最终聚焦在了刚刚进入商业发射市场的一个新兵:中国长征火箭。

其实原因也很简单:长征火箭的成功率高,而且非常便宜。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,在那个黑鹰直升机都往中国卖的中美蜜月期,在商业发射上扶持中国,无疑可以抗衡苏联、维护美国利益。在1988年,中国长征火箭与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两枚卫星的发射合同。

中国对这次合作格外重视。火箭院特意研发了“长二捆”火箭来匹配美国卫星。在卫星运输期间,国防科工委、铁道部、交通部、公安部等单位接力保驾护航。火车让行、局长护送,甚至在通过成都时,还专门炸山开路;遇到河滩时,也派人把所有石头捡得一干二净,确保平稳。

为满足美国人要求的空气洁净度,发射站的战士们用白布蘸着酒精,将几千平米的地板整整擦了6遍。[8]这次顺利合作,为中国长征又迎来了新的订单。然而,在1992年3月的第二次合作中,长征执行发射美国休斯公司的B1卫星,在点火阶段,助推发动机、支撑块都出现了故障。

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发射台旁的科学家、军人、指挥员都冲了进去,顶着正在泄露、随时会爆炸的火箭燃料烟雾,卸下了价值1.4亿美元的B1卫星。四年后,搭载美国708国际通信卫星的长三乙火箭,又一次栽倒在发射塔1850米外的场地,导致6死57伤。

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,“长三乙”仅休整18个月,就再次来到了发射台,最终将美国708卫星成功送入太空。中美两国在商业发射上的合作,使得中国迅速积累起了相关人才和经验,但醉心科研的中国工程师们还没意识到,大环境已经变了。

苏联解体后,美国牢牢地站稳了全球霸主的地位,冷战时期铸造的庞大军事机器拔剑四顾,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对手了。200万装备精良的美军陷入了无事可做的状态,只能拿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这种国家来练练手。但到了1996年,新的“宿敌”似乎出现了。

那年3月8日,作为对李登辉访美的回应,两枚东风15导弹掠过台湾海峡,飞向基隆与高雄外海。克林顿政府立即调动“尼米兹号”和“独立号”两个超级航母战斗群,部署到了台湾附近海域。剑拔弩张的台海危机留下了无数野史传说,也让本就出现裂痕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。

1999年,美国众议院发布了臭名昭著的《考克斯报告》,报告臆想中国派遣了3000企业以及十万留学生在美国从事间谍工作。还明确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,并通过商业发射,故意制造故障窃取美国卫星、导弹与火箭技术。情节之荒谬,“报告读起来像是推理小说”[9]。

《考克斯报告》虽然是推理小说,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却是实实在在的。1999至今的整整22年中,中国商业航天发射就再也没接到任何一笔美国订单。

03. 教训:金钱买不来技术

中美商业航天领域的“脱钩”,只是历史暗流中的一部分。80~90年代美国在航天上的领先,带给中国的是一种“越追越追不上”的焦虑。

早在1976年底,印尼、巴西等八个赤道国家联合搞了大动作,宣布对其领土上空三万五千多公里的“地球静止轨道”拥有主权。这个自不量力的声明令人发噱,很快美苏主导的国际电联出来打脸:所有太空轨道、频谱资源,一律先到先得。翻译一下就是:美苏先到,美苏先得。

当时,美国正忙着大事儿:开始着手组建全球导航系统(GPS),每年几十亿美金几十亿美金的砸。在那个放卫星都很奢侈的年代,GPS看来性价比并不高,连苏联都没有跟风。中国在六十年代末也曾发起一个与GPS类似的“灯塔一号”导航项目,但没几年就搁置了。

但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,人们第一次见识到导航卫星的威力。在GPS的引导下,战斧导弹像“外科手术”一样精准击中目标,震撼全球。于是,中国“北斗”、欧洲 “伽利略”相继启动,只可惜刚迈步就撞到一堵高墙:导航黄金频段已经被美俄全部占用。

2000年起,中国、欧盟先后和电联展开谈判。与此同时,美国也在为自己的3G通信标准争取选票。随着美国的3G标准如愿以偿通过,电联也宣布:卫星频率还有一小段,中欧两方要共用还是争抢,自己看着办,但最晚要在2007年之前发射卫星,不然频率自动失效。

这个规定,颇有坐山观虎斗的意味。

中国当时已经发射了三颗北斗,但遭遇技术瓶颈,欧盟则在为研发费用苦恼,双方一拍即合。2003年9月,欧盟交通司和我国科技部在北京进行磋商,欧盟各方因利益诉求时常争论不休,中方不得不多次协调催促,甚至有欧盟代表笑称[10]: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爱伽利略。

一个月后,中欧双方正式签订了伽利略合作计划,中国将出资2亿欧元获得“伽利略”20%所有权和100%使用权,而且可以全程参与从卫星制造到用户服务的各个环节。想着可以靠学习欧洲,实现技术跨越,中方自然非常高兴,即刻投入了七千万欧元,合作单位也相继成立。

欧盟主席乐的合不拢嘴,夸赞中欧两方是“尚未结婚,但已订婚”[11]。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安全。一方面,美国用“技术分享的胡萝卜、北约军事大棒和中国威胁论”来游说欧洲;另一方面,欧洲亲美派势力相继上台。最终,合作未满五年,中欧婚姻破裂。

当时,欧盟对华采用了“三不”策略:决议不让表态、资料不让浏览、技术细节不告知,甚至拉来了印度一起玩,为的就是降低中方的影响力。全面技术封锁再次笼罩在我国航天领域,感受到羞辱的中方,也再次明白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:钱买不来技术、寄人篱下是没有出路的。

蹉跎之下,中国不得不再次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,而此时,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卫星发射截止日已所剩无几。北斗二代刚重启,就进入了紧张的发射倒计时。然而,用来授时、定位的“心脏”器件原子钟,还牢牢撰在西方人的手中,技术封锁的阴影下,只剩下了自己造这一条路。

制造原子钟,需要量子力学、电学、材料学等五十多个领域配合,而且由于每十亿分之一的时间误差,就会造成地面0.3米的位置偏移,因此,原子钟也是个超级精贵的精密制造品:一些零部件,手碰一下都会报废,需要万分谨慎;而哪怕一颗螺丝力度不对,也要打回重装。

终于在2007年,原子钟实现了突破,参与项目的科学家梅刚华曾回忆说,“当时和西方国家有两个量级的差距,但又不能急功近利,必须坐得住冷板凳”。那年4月14日,北斗二号卫星被送上太空,但频率被国际电联认可,还需要再进行变轨调整,此时,距离规定的截止时间只剩92小时。

在连续两天的调试后,十多家研发单位一同守在一个大操场上,大家将接收机摆成一排,从变轨等到入轨,从天明等到天黑。当晚八点,北斗二号的第一组信号终于从两万公里外的太空传回地面。操场上一片欢呼,总工程师躲在了一旁偷偷抹泪。此时距离频率失效,仅剩4小时。[12]

这不起眼的4小时,却足以影响世界。随后,北斗二号像下饺子一样,以每年至少两颗的速度升空组网。而指望着美国援助的欧洲,直到2009年还在扯皮,甩出的锅比飞上天的卫星都多。欧盟一度要求北斗停止发射,为伽利略让道,但中方忍气吞声的时光,已经属于从前。

2015年10月,北斗二号第二十颗卫星入轨,而伽利略却只有十二颗卫星,仍处于部署阶段。欧盟随后发来致电,决定和中方共同使用频率。北斗人再次用老一辈的奉献精神、日夜研发,成功加入了欧美的太空竞赛。

然而,在北斗商业化的道路上,面前依然是GPS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巨人。北斗的路只能算走了不到一半。

04. 突围:GPS商业帝国的佯败

美国GPS发展之初,并未考虑民用,商业化只是霸权争夺下的产物。

1983年的一个夜晚,编号007的客机从纽约飞往韩国首尔,却在途中偏离航向进入了苏联领空,下方是苏联的核潜艇重镇。无法获得位置信息的机长,对危险全然不知。最终苏联两枚导弹击中了被误当做美国侦察机的007号,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269人全部遇难。

在调查清楚原因后,为避免灾难重演,当时的总统里根亲自牵头,促使军方无偿向民用开放。但疑神疑鬼的美国政府,又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,通过干扰技术(SA)降低了民用GPS的定位精确度。因此,除了民航运输之外,其他民用领域几乎原地踏步,而这导致十年后的1993年,发生了轰动美国的“珍妮弗悲剧”。

珍妮弗(Jnnifer Koon)是当时纽约州州议员的女儿,在购物途中不幸被绑架、随后被枪杀。事后调查发现,珍妮弗曾用脚趾拨通了911。然而,直到接线员痛苦地听着枪响,美国警方依然无法确定珍妮弗的位置。[13]珍妮弗悲剧,再次让美国人注意到GPS民用的重要性,但却并没有促动政府采取显著措施。

这一年,俄罗斯卫星定位系统也投入使用,两年后完成了24颗卫星的满覆盖,终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。为了赢下主导权,美国开始举国发力。1996年,克林顿总统签发了《国家GPS政策》(U.S.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Policy),其中强调:政府将积极采购GPS商业产品和服务,并由国防部、运输部等部门协作,成立委员会专门负责GPS的军民融合。

一批民企纷纷响应,例如如今全球最大的导航芯片公司SirF,成立于1996年;1997年麦哲伦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手持卫星通信机。而2000年,美国更是宣布彻底取消干扰技术,大幅提升了GPS民用定位精度。至此,GPS在商用大道上狂奔。GPS芯片订单也大幅增加,促进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繁荣。

2007年,全球GPS芯片出货量相较前两年足足上涨10倍有余,SiRF、博通、高通等芯片公司不断壮大。然而,此时的北斗二代才刚刚将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太空,军事目标尚未实现,商业战场更是不敢想象。而到了2012年,北斗正式宣布商用时,却重重受挫。

最大的阻力来自芯片和终端公司:北斗二代使用的频率和GPS不同,而增加新的频率就要增加成本、增加功耗。而当时的芯片、手机公司仍以美国为主,它们对北斗的使用意愿并不高。芯片商高通对北斗信号只支持接收,却不参与解算,简单说就是给个面子,但还是不用,而苹果更是毫不理睬。

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,GPS商业网络早已遍布全球,占据全球90%的份额。而北斗虽然上了天,却依然无法下到商业之地。不得已,有形的手开始发挥作用。客货车被强制安装北斗终端,鼓励政策也密集出台,当年全国92项卫星补助中,北斗占到了38项。

然而,政策温室未必都结出好果子,就如誉为“北斗第一股”的国腾电子,内部争斗不断、掌门人也锒铛入狱;而曾据全国80%后装车载导航市场的凯立德,在补贴减少之后也遭遇业绩大幅下滑。倘若不思进取,补贴就如鸦片一般;幸运的是,奋斗者依然是大多数。

虽然北斗吃了轨道资源的亏、定位效果一般,但我们可以用数量换质量。于是在2017年,北斗三代启动,并以一箭双星的姿态拉开了组网大潮;与此同时,大量国产手机的崛起让北斗成为标配。从卫星到终端到需求,中国北斗冲击GPS的决心显而易见,路径也和美国如出一辙。

美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,于是,在北斗三代升空半个月后,美国便携手中国发布声明,GPS和北斗将互相兼容信号,每个支持GPS的终端都可以低成本获得北斗服务。翻译一下,就是美国知道技术封锁已经毫无效果,索性卖个人情。然而,美国真的是一次心悦诚服的合作吗?

北斗技术虽已突破,但GPS商业帝国依然固若金汤。直到今天,苹果依然没有明确表示对北斗的支持。而在一次沟通会上,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人员也沮丧地表示:国内消费者其实感受不到北斗,因为手机上用GPS三个字母,便代替了所有导航系统。

几代人的付出,为北斗商业化赢得了微小的胜利;但某种意义而言,这又像是GPS的佯败,在绝对霸权下无伤筋骨的退让。毕竟,商业有其自身规律,短期并不会以有形手的意志为转移。北斗三代距离组网完成仅“一星之遥”,但商用的战争,才刚刚打响。

05. 机遇:太空商业地产的抢夺

2008年,SpaceX的猎鹰一号火箭第三次载着价值数亿美元的卫星升空,也第三次炸成了碎片,马斯克已然惊弓之鸟。于是,在9月SpaceX进行第四次发射时,马斯克把卫星换成了虚拟货物。

也许是上天青睐偏执狂,这一次火箭成功入轨。饶是见惯了风浪的马斯克也激动到“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因为我的脑袋被炸开了。”发射成功,但危机并没有解除。要想活下去,马斯克必须拿到NASA(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)一份16亿美元的订单。

马斯克和NASA颇有缘分。时任NASA掌门人格里芬便是当年SpaceX的发起人。只不过,没等SpaceX成立,格里芬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他对马斯克颇有微词,认为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天才。而NASA内部对马斯克也纠结不已,马斯克虽不靠谱,但他有两个竞争优势。

首先 ,SpaceX报价诱人,竟然把波音的2.25亿美元报价压低到了6000万美元。NASA看着工业长子们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,特别希望有鲶鱼来搅局,而马斯克恰恰是一个在技术研发上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最佳人选。其次,马斯克的火箭发动机用的正是NASA登月时的技术,所谓母不嫌子丑,合作起来也轻车熟路。

权衡再三,格里芬带领NASA和马斯克的SpaceX,还是因为共同的“美国太空梦”走在了一起。拿到美国政府大额订单的SpaceX,也迎来了美国政府首脑的认证。

2010年4月,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访SpaceX发射基地。在18层楼高的火箭发射塔前,奥巴马将黑色西装随意的搭在肩上侃侃而谈,频频询问SpaceX载人航天的进展,在一旁的马斯克则双手交握,局促地像个问家长要零花钱的孩子。[14]

狂人马斯克的“温良恭谦”让奥巴马非常满意。第二天,奥巴马做了一个事关美国航天事业的重要演讲,他提到,未来的美国商业载人计划将完全交由民营企业运营,NASA将大力配合支持。SpaceX自然成为了最受宠的“小儿子”,拿到笔笔订单。只不过,奥巴马留下的作业,马斯克一直到了特朗普任内才交上来。

2020年5月30日,龙飞船载着两位NASA宇航员成功遨游太空,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实现载人航天的民营企业。发射完毕后,马斯克挽着袖子,亲切地接见了川普和他排成行的同僚们。

SpaceX的成功,真的是因为马斯克变强了吗?其实,这还是离不开NASA的功劳。此次发射台,用的就是阿波罗登月时的同件同款;而上天的两位飞行员也不是小白鼠,而是都至少有过两次太空经验的NASA功勋成员,一位参与了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的升空;另一位仅太空行走时间就累计超过了37小时。

一次民营发射,却使出了三大国宝。SpaceX的军功章,美国政府怎么也得占一半。

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那会的科技巨人摩托罗拉想着就冲击民营航天事业了,发起了66颗通讯卫星组成的铱星计划,但仅运营一年,就没钱贱卖了。成本是一方面因素,但和多次炸火箭的SpaceX相比,还是一句话:朝中无人难办事,得做点政府想做的。

跟1957年苏联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发射一样,SpaceX的这场发射,也引发了一场大洋彼岸的焦虑。

06. 尾声:我们需要的SpaceX在哪儿?

1991年,刚毕业的雷军进入航天系统工作,半年多后,他就辞职从南五环外的东高地,到了北四环的中关村;而2018年,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则指出,西安某航天研究所一名设计师,在体制内待遇平平,跳槽到私企后立刻年薪百万。

这并不是个例。2019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3712人,投身国防科技的为1152人,而有31%人则去了ICT领域。网上招聘信息显示,航天院所的工程师平均年薪不足10万元,知乎上更有人称,税后不足5万。而SpaceX的平均年薪则为9万美元,折合人民币63万元,是美国年均收入的两倍,也并不显著输于互联网,是亚马逊的88%、苹果的73.2%。[15]

个人的职业志向本就无可厚非,我国也有太多领域需要突破。然而,薪酬的比较、去向的数据,却可以回答大家刷屏庆祝SpaceX发射成功时的疑问:我们的航天院所们在哪里、中国什么时候会有SpaceX?

中国太空探索起步并不算太晚,但却一路坎坷,充满了封锁与反封锁。在军事领域,当我们面临生存压力时,一批批工程师、科学家,会忘我地扑上去,用生命换来尊严和平。然而,当我们回到商业领域、和钱打交道时,岂能单纯地奢求研发人员啃干粮、喝冷水呢?

要解答我们的SpaceX在哪里,也许可以从SpaceX的发展史里来寻找。首先,从军事卫星到军民两用的GPS,再到商业私企SpaceX,这背后都离不开美利坚的支持。政府部门给订单、军事研究给技术、教育体系给人才。这是美国举国体制的成功,也是我们在科技攻坚中坚持举国体制的借鉴。

其次,SpaceX也是军民融合的典范。就像这次载人升空,就是NASA的鼎力支持。而无论是当年的东方红一号,还是随后的北斗,我国军事突破封锁的同时,也带起了材料学、动力学、空间物理甚至计算机、通信产业的大发展。

而当年为什么NASA要选SpaceX?因为他们看到SpaceX是一条凶狠的鲶鱼。它可以抢到食物,让那些有才华、愿拼搏的人拿到应有的奖赏;也可以猛烈冲撞,把那些躺在经费上糊弄领导混日子的人挤出池塘。

对中国来说,也需要一条、十条、甚至百条“鲶鱼”,因为这场太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,封锁和敌对的烟雾弥漫从太平洋对岸浓浓飘来。没有东方红升空和原子弹爆炸,中国也没有“站起来”的资格;而如今,要赢得真正自主和和平,航天依然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。

在围堵的大背景下,从芯片到航天,从5G通信到新能源汽车,中国的那场战争又是能输得起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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