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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的计生员老了

从1980年到2015年,中国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。政策背后,是一支强大的计生队伍,其中乡村计生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群。他们为执行计划生育国策工作了几十年,曾经扒房牵牛、强制人流。政策的变动,成为他们命运沉浮的一部分。如今,他们老了,正在退出历史舞台,很多人在困苦、孤独和委屈中艰难度过余生。这是我在云南的大山里遇到的7位乡村计生员的故事。背对着镜头的是其中之一——严文献。

摄影 | Stamlee 编辑 | 马俊岩 新浪图片出品

村里的计生员老了

严文献在村一级计划生育宣传员岗位上工作了27年,曾是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。现在村里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已经很少见,这是他当年写下的。相关文件显示:“2005年年底,国家、省、地、县、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.9万人,总编制数42.3万个。另外,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(服务员)和600万名村(居)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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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严文献还保留着很多当年的照片、笔记,以及一些罚款收据。跟全国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的数百万人一样,他没有编制,退下来后没有任何津贴和补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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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文献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有很多年,现在跟云南大山里的其他农民一样,以种洋芋为生。他干起农活来已经力不从心,但到了收获洋芋的季节,他也不得不赶上马车,和邻居家的小伙子一起搭伴进山,来回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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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山,1994年当上计生员,一干就是十年。年轻时,他觉得就像计划生育国策提倡的:生儿生女都一样。他生完两个女儿后就带着老婆去做了结扎手术(云南农村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)。如今,他老了,眼看着山里的洋芋到了收获季,可他觉得自己快干不动了,而两个女儿都已嫁人,想想当年能生个儿子多好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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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渐渐暗下来,刘山没有开灯。他从院子里抱了一捧柴木,慢慢走回来烧水。这几天,他的血压又高了,头有些昏昏沉沉的。刘山有腰伤,这腰伤是他最后一次去拆超生户的房子时被人砸伤的。他当年是计生突击队长,没少拆乡亲的房,有一次拆房时他们发现村民在桌子底下埋藏了土炸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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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拆人家房子时,还是会给他们留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棚。看着一家人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,和牛、羊、马挤到一起。”刘山成了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,十年间,妻子的态度从支持变成反对。村民们会想法设法报复,妻子至今仍忘不了那些年一个人在家的日子,“害怕得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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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卫国整整干了三十年计生员。三十年,他从受人尊敬的村医,变成了在村里走一圈都没人和他打招呼的人。七年前从计生岗位退下来后,他成了村支书,每年有一万多元补助。每次去村里,他都保持着“霸气”的步态。他说,这是做计生工作时为了给自己壮胆养成的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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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卫国拿出一份当年他做的计划生育情况统计表,话说得斩钉截铁,若超生,“罚取你的款,没有钱,拉取你的牛、你的马,做到上不封顶,家破人不亡;限制你12点以前把款交来,交来就可以把你的骡子、牛啊拉回去,超过12点,我们就处理,卖掉多少钱给你刨掉多少钱,就是那么干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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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计生工作,张卫国得罪了乡亲。他家的口粮田曾一夜之间全被踩平,鸡成批死亡,爹娘被人骂,儿子被人打……当上村支书后,他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。这一天,张卫国来到一户曾因超生被推倒过房子的村民家做扶贫工作。他们态度非常冷淡,甚至都没请他进门喝杯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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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卫国当年每年赚不到300元。“我们干过基层计生员的,要把自己内心的酸甜苦辣,一桩一桩摆,三天三夜都摆不完。”他说有时跟一些老计生员凑在一起聊天,大家也觉得委屈:“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,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,现在年纪大了,退下来后,什么待遇也没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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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长富曾经是赤脚医生,做过15年的计生员工作,最终主动请辞,做了兽医。他说,计生员是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。“计生工作本是女人做方便,为什么我们这片的计生员全是男的?我们一进村,村民会故意放狗出来……女人的话,连村口都进不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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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长富陪我去隔壁村,刚进村,有妇女看到他,斜眼看了一下,就加快脚步迅速离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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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长富走村窜户时随身挎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医疗箱,上面有“优生优育”四个字。孩子们见到他会一路跟随,边跟边喊,“管婆娘,管婆娘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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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长富从家中翻出一张“保证不超生合同”,这是他做计生员时的主要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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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用的时候,梁长富就把医药箱放在进家门的贡桌上。他说,自己杀生气太重,每天都要敬柱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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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岁的刘青山2014年才结束计生员的工作。为了让我了解更多他们当年的工作情况,他把我带到一家他曾做了无数次工作的超生户家中。那家的狗看到他就像是看到自家人一样,照样睡觉。老刘说,实在来得太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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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青山曾有一个月,天天来这家。最后,他帮着这家下地、干农活,才终于做通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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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青山回忆,最难做工作的是90年代初期,那时超生户多。这是一张275元的罚款收据。275元是当时一户农家半年的收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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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和强做计生员近三十年。说起那些年,“那都干了些什么事哟……”话题才开个头,他就低头不语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漆漆的小袋,再摊开一张白纸,开始自做卷烟,点上,“叭嗒!叭嗒!”地吸着。沉默半响,老伍突然捂着脸呜咽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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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和强的家远离村庄,他还住着土砌的房子。老伍一直不愿意搬家,一来,他没实力去另建房子;二来,他得罪的村里人实在太多了,他们都不和他来往。有些妇女见了他还要往他身上吐口水。这么多年,他已经独来独往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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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和强老了,靠领低保生活,这个低保名额是乡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报上的。村里的扶贫干部这天又上门了,和伍和强聊扶贫建房的事,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。扶贫干部谈完工作,顺手帮他把上午挖回来的洋芋卸下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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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和强家存着大量土豆,是老两口到明年开春的口粮。老伍说,有些事啊,还真是说不清对和错;有些事还真是有轮回。“你知道嘛!当年超生的那个娃娃,前几年都大学毕业了,去年都考上了大学生村官,现在就管着我们村呢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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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伍其实特别喜欢孩子,每每在路上遇上娃娃,他都会停下来笑一会儿。说起那个大学生村官,老伍说,“那娃是个好娃啊!也不记仇。年初时,我生病了,他又来了,专门送我去医院。你说,当年,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妈妈怀了超生娃,肯定拉去做人流。那现在还哪来这么个好娃娃啊。后来,我们拆了他家的房子。我心里过不去啊,连村委会,都没脸去呐!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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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云南那天,正是山里播洋芋的季节。我又想起张卫国说的那句话:“老计生员在职时,天天被人骂,退下来后,也没人理他们……乡村教师、乡村医生的待遇后来都解决了,可计生工作,这是当年重中之重的工作,他们干了10多年,20多年,甚至30年,退下来后,什么也没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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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新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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