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，一位酷爱文学的警员将自己近十年的办案经历融入到创作中，发表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《血案疑踪》。
小说中虚构了一段传世珍宝“龙凤首饰盒”被盗的情节。
为了追求极度的真实，这位警察趁着在古都开封的便利，亲自拜访开封博物馆多次向专家请教文物的细节问题。
近乎真实的细节和自然的演绎让这部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好评。
北京电影制片厂在三年后还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，让它成为一代人心中刑侦类作品的经典。
时隔十年，这位警察已是名声在外的优秀警官，并且还自考河南大学，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。
1992年，他才刚统领开封市局还不到半年时间，一件骇人听闻的文物盗窃大案戏剧化地上演。
三名大盗潜入戒备森严的博物馆，一夜卷走69件国家级文物，涉案价值超过6亿元。
是国际上仅次于蒙娜丽莎失窃案的第二大文物盗窃案件，也是新中国最大最令人震惊的盗窃案。
而事发之地，正是他请教专家的那个开封博物馆，小说的剧情竟成为了现实。
一场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较量在那年的“九一八”国耻之日打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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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9月，开封博物馆正举办“明清宫廷用品展”，展品几乎都是该馆最珍贵的文物。
这些不仅是国内仅存的国宝级文物，有很多甚至是世界仅剩的孤品。
9月18日，虽然是“九一八”事变纪念日，但这并不妨碍博物馆的照常开馆。
一早八点半，两位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展厅大门，准备迎接参观的游客。
然而，两位工作人员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，展厅内一片狼藉，几个展柜内已经空空如也。
这下国耻之日恐怕又要多上另一重含义了，开封博物馆馆耻纪念日。
接到报案的警方迅速赶到现场，经过初步的统计，失窃文物多达69件，其中10件都是国家一二级文物，令人震惊。
实际上在1988年迁址之后，开封博物馆发生过10起失窃案，有四起涉及文物，但都只是一般文物。
而这一次失窃，不但数量大，而且都是无法估价的绝对珍品。
如果非要用价值来衡量的话，涉案总金额在当时就已经超过6亿元。
这对当时才出任开封市局一把手的警察武和平来说，是一个绝对的挑战。
案发后，上级迅速组建了“9·18大案”侦破组，下令必须破案，绝不能让这些文物流失。
一般而言，上级对这种大案要案都要求“不破案就卸任”，但考虑到武和平刚上任的情况，可以破例。
可武和平却不接受这样的“好意”，他坚持绝不例外的原则，向全社会立下军令状“破不了案件，我武和平就地辞职！”
放卫星的本事谁都会，但破案可不是说着玩的。
看着这疑点重重的案发现场，武和平心中的疑惑多得纠成了乱麻。
展厅现场，警方收集到的罪犯遗落物件主要有三样：玻璃刀、红色绒布、黑色票夹。
玻璃刀的用途不用过多地解释，是罪犯用来破坏展柜玻璃防护的工具。
可是红色绒布和黑色票夹又如何解释呢？
尤其是好几块被精心裁剪成皇冠形状的红色绒布，刑警们想破头都想不到它是作何用处。
最令人费解的还不是这些作案工具，而是他们究竟如何不触发警报就潜入展厅的。
开封博物馆当时刚刚购买了一批红外线检测报警器，安装在展厅高出窗户之下。
而从被破坏的窗户防盗网来看，那里正是罪犯闯入展厅的入口，理应被触发的警报竟然没有任何响动。
难道犯罪分子有什么通天的法术？
为了征集线索，武和平亲自登上电视台，向全开封的百姓发布征集令。
并承诺，对立功人员给予最高5万元的巨额奖励，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。
重赏之下，还真冒出了些有价值的线索。
开封博物馆的职工突然想起，在九月初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三次到博物馆参观。
他自称是武汉大学的教授，来开封参加“黄河中下游研讨会”，每次来参观都有人陪同。
而且，据博物馆讲解员反应，这个所谓的武汉大学教授似乎的确挺懂瓷器的，但是随行的同伴却总心不在焉，往天花板瞎看。
经查询，“黄河中下游研讨会”是子虚乌有之事，而武汉大学的教授中也没有如此年轻的。
显然，这伙以“武大教授”为首的人嫌疑重大，很可能就是盗走69件国家文物的犯罪分子。
经过警方调查，在博物馆不远处的东京大饭店的住宿登记里发现了四名可疑人员。
他们中有两个明显用的是名人的名字，分别是唐国强和陈纳德，登记单位也都是伪造的。
另一方面，对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产地也有了新的调查进展。
玻璃刀，是山西省稷山县清河镇一个个体工厂生产的，共生产了821把，销往长江以北的五个省。
黑色票夹，是上海奉贤星新文具厂生产的，共生产122万多个，主要销往长江以南。
红色绒布，是郑州色织一厂生产的，销往武汉汉口区贸易中心。
在所有销售地当中，只有武汉同时能购买到三种作案工具！
经过驻守武汉的民警的明察暗访，终于发现了嫌疑人所驾驶的白色桑塔纳轿车，锁定了目标。
最终抓获了犯罪团伙中的一人，并供出了其余的嫌疑人。
案件的主犯名叫刘农军，听起来出身应该比较“红”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。
刘农军早年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学习，是个高材生，差一点就成为了武和平的同行。
不过因为当年盗窃教学器材被抓获，断送了自己在警校的生涯。
虽然之后又重回校园，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，但自那以后就没走上过正经路子。
1983年之后，刘农军做过一段时间的个体户，但钱来得太慢，于是又想起了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
不过这次他想干票大的，他勾结了港澳的黑社会组织，萌生了偷盗文物销赃海外的想法。
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，他甚至自学文物鉴定，对瓷器鉴赏有相当高的水平。
案发前，他前往广州，在那招揽了几位“身怀绝技”的同伙，精心准备了这次开封博物馆盗窃。
除了多次前往博物馆踩点，绘制平面图这样的准备，刘农军还对博物馆的报警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。
他买回博物馆同款的红外线报警器，在宾馆中反复尝试。
这是一种被动式的红外线报警器，并非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中能射出光束的主动式报警器。
被动式报警器的原理很简单，主要是通过检测人体或生物体自然辐射的红外线，只要接收到信号便发出警报。
这种报警器相对而言安装比较方便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容易被遮挡失效。
刘农军反复尝试，发现红色绒布的遮挡效果最好，便将精心裁剪制作出了皇冠形的作案工具。
案发时，通过黑色票夹将红色绒布固定于报警器上方，遮挡使其失效。
不得不承认，刘农军为这次盗窃的准备可以说是面面俱到。
但却败在了自己高傲的心态上了，自以为能躲过恢恢法网，忽略了警方遇强则强的决心。
刘农军将盗来的大批文物藏在武汉同伙的家中，再疏通关系伪装文物通过飞机运往广东佛山。
之后，在广州与人接头最终经由澳门古董商之手销赃。
但还没等古董商找到卖家，警察就已经追上了门，将文物尽数追回。
而原本打算逃往境外的刘农军被惊动，躲藏至山东青岛的一间出租屋当中，准备进行整容手术，逃脱抓捕。
当然，犯罪分子永远不会有好结局。
1993年9月18日，还是同一个日子，刘农军与其同伙被枪决。
而“9·18”专案组在同一天被记集体一等功，5位核心警员记个人一等功。
大案过后，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教训。
如今的博物馆安保设施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，除了常见的指纹锁、监控摄像头等，更多高科技的设施也逐渐被应用。
主动式红外线报警器，发出不可见的光束，一旦被遮挡立马报警。
防盗报警玻璃，夹层填充氩气，被击碎后气体泄露，空气接触当中的气敏元件，触发警报。
科技在进步，但对罪犯的打击却不能有丝毫松懈，因为千防万防家贼难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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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丁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