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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离结束那天,我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

文/刘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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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2月15日,22岁的周国金从东北老家回到北京复工。当天,他就被隔离了。

一进入小区,社区工作人员立刻要求他扫描二维码,详细准确地填写姓名、手机号、身份证号,从哪儿来,到哪儿去,途经何处。他被告知,从当天起14天内,他必须配合首都防疫工作,不得离开小区,居家隔离。

周国金租住在北京西北昌平区的二拨子新村,是一套四户共用的合租房,他住的是其中十平米的次卧。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,每个人都有义务配合、参与防疫。他每天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,老老实实地填写上报当日体温,长时间地躺在床上,心里快急疯了,又没办法。打工的人闲不起,躺一天都觉得浪费。

在此之前,周国金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。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干了两年,天天领着打算租房的北漂客户看房。

过年前的那个月发生了两件倒霉事。第一件事是,他刚工作时花六千多块钱、分期贷款买的电动车被偷了。这车之前丢过一次,报案找了回来。好运没有第二次,周国金只能愁眉苦脸地自认倒霉,“可能小偷也没啥钱,想整个车回家过年”。第二件事是,他完不成公司规定的基础业务量,没能守住2000块钱的底薪。一直到临近过年,他才拿到了一千多的薪水。

损失惨重的年底,他没钱回家过年,只好套了信用卡,贷款八千块钱,回到老家。

原本只想回家歇几天,却赶上疫情爆发,周国金在家待了整一个月,可算有机会好好陪陪家人了。他给腰颈酸痛的老爸做按摩,贴上自己从网上买的膏药,每天陪妈妈“唠唠嗑”,向她展示一把自己在北京锻炼的厨艺。闲暇时间,他还陪着老弟老妹打游戏。出来打工后,这样其乐融融的家庭时光非常难得。

可是,经济压力就悬在头顶。公司复工时间一天天推迟,终于盼到了复工,一回京,又无法出门。居家隔离期间,信用卡还款信息天天催得他着急上火。中介业务员工资很低,收入全靠业务提成。现在这形势,房子更租不出去了。他想,不能再耗在中介公司了,必须找个更挣钱的工作。

隔离结束的那天,他穿上亮黄色制服,戴上头盔,成了一名美团骑手。

隔离结束那天,我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

送第一单时,他太慌张了。电动车往前飞奔,离客户小区还有好几百米,他就匆匆忙忙下了车,拎着外卖一口气跑了好远,把餐点送到客户手里。突然转行干骑手,这头一天,他始终有点找不着北。又赶上疫情期间,许多餐馆不开店铺,只做外卖,后厨藏在屋里头,餐点隔着护栏送出来。他跟着导航找半天也找不着,晕头转向。一天跑下来,从上午十点半送到夜里九点,他送了二十多单。周国金对自己的业绩感到满意。

那天,站点里的另一位骑手找他借充电宝。周国金和他聊才知道,这位同事刚刚回到北京,发现小区严控进不去了,宾馆酒店也不让住,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他没有歇着,跑了一整天单,直到夜里系统强让他强制下线才停下。他没有办法,打算挣完这一天的钱,在路边熬一宿,隔日再坐火车回家。

周国金想,在外奔生活的人,真是一个比一个不容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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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国金生于1998年,家在吉林长春,全镇最偏最远的一个村。家里一共五口人,老爸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妈妈是聋哑人,不会说话,只会张着嘴“咿咿啊啊”地用手比划。他们种苞米,打零工,养活三个孩子。周国金是老大,他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15岁他初一,家里穷得连给他带去学校吃饭的钱都掏不起了,弟弟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纪,他索性辍学,寻思着帮家里干点活,供弟妹读书。他下地拔苞米,捡柴火烧炕,打水。农活没有想象中容易,割苞米很费劲,人下到地里,浑身让叶子拉得又痒又疼。他懂了父母的辛劳。

农民四季劳作也换不来几个钱,村里不少十几二十的年轻人去外头闯荡。十六岁那年,周国金也进城学起了手艺。他先去了一家星级饭店当学徒,学做面食。那是一份磨叽的工作,每天不断地揉面、包饺子、烙饼。之后,亲戚推荐他去学修车。修的是体型庞大的长挂大车,光一个车轱辘就有一百多斤。他身材瘦小,得垫上一条腿才能拧动气扳子,一天干下来,浑身哪儿哪儿都痛,累得爬不起炕。再之后,他又做了餐饮,在饭店端盘子传菜,不久后,跟着烧烤师父摆摊烤串,做大排档。可是,城管管得严,烧烤摊也干不下去了。他开始到街边招临时工的地方找挣钱机会,有时做搬运,有时到毛坯房刮大白。浑浑噩噩的,几年一晃过去了。

两年前,老乡介绍他到北京干中介,他要离开家,去遥远的首都了。二月份,刚过完年,周国金趁着弟弟妹妹还在睡觉时出发,老爸老妈说不出告别的话,眼睛湿湿的。车一路颠簸,翻好几座山,出了村。他到市里改乘火车,晃晃悠悠十几个小时,到了北京。那天是2018年2月28日。

周国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:“大,特大,超级大。”突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,他出门不知道怎么走。打个车,随随便便就跑了几十块钱,他心里乱麻麻的。 朋友带着他清晨去天安门看升旗,又到欢乐谷玩,无论哪里都是长长的队,密密麻麻的人。北京的风很大,夹着风沙,刮得人脸生疼,他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厚雪覆盖的东北还冷。

隔离结束那天,我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

他所在的中介公司门店负责昌平、海淀的房子,业务员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块,一块跟房东聊,一块跟客户聊,天天跟人打交道。他有点内向,头几天,跟着老业务员带客户,他杵在旁边不敢吱声。同事都说他不行,胆子太小,他就更加自卑,跟谁都不敢说话。晚上回到出租屋,他沮丧又焦虑,还感到孤独。睡觉前,他反复念叨,“明天一定要开单”。如此鼓励自己一番,才能睡着觉。

工作七天后,周国金谈下了第一个客户。那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白领,在附近的公司上班。周国金太害怕失去这位客户了,鼓足了勇气跟他聊。他喊“哥”,早晚打招呼,问客户需求,也和对方聊生活。当聊到共同的爱好“王者荣耀”时,客户对他一下子更加亲近了。这位客户想租的那间次卧已经被人租了,周国金给他找了一间主卧,他当着对方的面给主管打电话砍价。这个举动让客户对他更加信任,于是决定成交。

周国金把订金截图发到工作群里,同事们都为他点赞。压力一下子释放了,他的心情也亮堂起来。一单业务意味着200块提成。那个月,周国金谈下了十几单业务,业绩排进了公司前十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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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国金带客户看房前,总会提前到房子里看一眼,扫地、拖地,将厕所收拾干净。他永远跟客户说,这房子宽敞,采光好,朝南向,南北通透,空气流通。可事实上,他带的房子大多是七八平米的隔断房,狭窄拥挤。许多房没有窗,有些房连空调都没有,夏天闷热得很。隔断间中最小的,行内话叫“棺材间”。“棺材间”连衣柜都放不下,一张床挤进去便塞满了,人进了屋,只能拖了鞋爬上床,没有立足的空间。

即便条件这么差的房子,也有许多人抢着租。租客大多是二十来岁的上班族,很多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,一个月工资两三千,几乎别无选择。有一个租小隔断间的客户三十多岁,胡子拉碴,衣服也皱巴巴,看起来很疲惫。他拎着个电脑包,说自己是做IT的,在不远处的软件园上班。他对房子只有一个要求,有网就行——他需要加班工作。聊得多了,周国金才知道,这位大哥刚刚经历了创业失败。还有一个客户,开着十多万的小车,穿衬衫西裤,打扮体面,也住进了狭小的隔断间。这个客户背着房贷、车贷,压力很大,只能拮据生活。周国金跟他闲侃:“哥,你住这种房,不如睡你那辆好车里。”对方说:“小隔断间至少早上起来能洗漱,对吧?”

接触的客户多了,周国金发现,坐办公室的年轻白领看上去光鲜,实际上,背后生活也挺难。他和客户唠家常,冷不丁提一句,“北漂都不容易”,对方就打开话匣子,和他的距离感也打消了。他总是说:“来北京打工都辛苦,我肯定给你便宜点。”这句话,他说得挺真诚,毕竟自己也深有体会。

中介工作没双休。来北京第一年,周国金一天假都没有请,天天领着客户看房,最多时,一天跑二十多套房。北京地方太大,赶上小区距离远的,电动车跑到地方就快没电了。他还记得有几回,他带客户看完房,收工回家,车没骑多远就跑不动了。他在路灯下推着车走了好久好久,回到家,已经是深夜。

他必须维护好手上的房东和客户的关系,三天两头发微信嘘寒问暖,生怕手头的业务黄了,或被别人抢跑。有时,他需要帮客户搬家。还有一回,他甚至骑车载着来租房的客户找工作面试。

一开始,他工作很拼命。赶上看房时间约在大早上的,他起床洗把脸就出门,早饭便剩下了。中午约的客户多,午饭也来不及吃。毕业季是租房旺季,中介业务繁忙,一天能吃上一顿热饭他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么干了一年多,胃开始出问题,总是胀痛,不停地打饱嗝。他意识到好好吃饭很重要,自己学着熬粥,下班后跟同事学做打卤面,酱茄子,炖豆角土豆。在外独自生活,得自己照顾自己。

隔离结束那天,我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

工作的辛劳他不怕,越忙碌意味着收入越高。有一个月,正值租房旺季,周国金忙得不可开交,谈下了小二十单业务。那是他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月收入过万,虽然累得半死,还是很开心。可是,一入冬,租房的人就少了,收入随之大幅下降。

北京的消费真高。周国金时不时给家里转点钱,每个月交完房租、水电和燃气,再扣去日常吃饭花销,四五千的月工资就耗光了。他干了两年,没有攒下钱。

去年对他而言很不顺利。他明显感觉到,这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了,工作提成显而易见的下降。政府对于中介出租的管控愈发严格。周国金眼看着一个同事一下背上了负业绩,当下辞职不干。海淀区西北旺的新建出租房“炸窝了”,有些一居室空置半年都租不出去。

公司赔的钱都负担在了底层业务员身上。到了淡季,周国金整个月也做不成几单业务。而一位离职的前同事,转行做了外卖骑手。他每天跑四十多单,一天能挣四百块钱,收入翻了一番。那似乎是更加踏实、劳有所得的职业。美团的数据显示,从春节到3月底,有将近46万人注册成为骑手,他们都赚到了钱。

隔离结束那天,我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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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,周国金成为了美团北京后厂村软件园站的一名骑手。

后厂村位于海淀区西北旺镇,远在五环外,人们把这片占地2.6平方公里的土地叫作中国互联网的“宇宙中心”。百度、腾讯、网易、新浪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,全都聚集在后厂村的软件园区内。到了三月,软件园里几十万年轻的互联网公司员工,大部分回到了工作岗位。

周国金送的外卖订单里,七八成都是送往软件园的快餐订单。两年跑中介的经验,让他把后厂村的住宅小区方位摸得比谁都清楚。但他从没进过软件园。

他往软件园里送外卖,一进园区就晕了。这么大一片地方,数不清的高大办公楼密集分布。有时,定位的大厦地图上显示就在跟前,他转了好几圈还是找不着。园区里路乱得像一张网,再加上疫情封路,有好几回,他送完餐,怎么绕都绕不出来。更别提东西南北那么多门了,复杂得很。软件园让他头疼。做骑手的头两天,送到这里互联网大厦的餐点常常超时。好在他挺会和人沟通,“哥”、“姐”的叫着,好声好气地解释道歉。客户也多谅解,他没怎么遇到投诉。

连着跑了一周,他对软件园熟悉起来,发现原本绕十几分钟才找到的地方,现在两分钟就拐到了。不再手忙脚乱后,送餐效率高了很多。他还总结出一些经验。比如,进园区前预估时间,提前三五分钟给客户打电话确定地点,哪一座前台,东门还是西门。等他骑车送到,客户正好走下楼取餐。

隔离结束那天,我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

常送的餐馆里,周国金最喜欢一家鱼头泡饼店的订单。店家会把外卖餐品打包得整洁严实,送他们家的外卖,路上从不会洒汤。特殊时期,店里很冷清,周国金坐在原先堂食客人排位等号的座椅上等待取餐。饭店经理也拿出招待客人的山楂卷请他吃点儿。还有一些餐馆,尚未开放堂食,只送外卖订单。每到饭点,餐馆服务员抱着整箱整箱打包好的外卖从店里出来,周国金和其他等在路边的外卖骑手就一拥而上,按号取餐。有时,他一次取走六七份,全是送往软件园的餐。

工作熟练了之后,周国金每天能跑三十多单,那意味着,每天挣到三百多辛苦钱。他想,今年自己一定能攒下钱了,还能给家里贴补不少。

有一天突然降温,刮风又下雨。风把电动车吹得摇摇晃晃,他全身都淋湿了。几单跑下来,他觉得又累又冷,真想请假歇一天,但转念一想到钱,他咬咬牙又上路了。那天,有一个客户给他评论了一句“风雨无阻”。

这些辛苦他从来不跟家里说。到北京打工两年多来,每次和家人打视频,他总是说,北京特别好,特别大,到处都是高楼大厦,在这儿吃得好,穿得好,一点儿不辛苦。

最近,他的工作时间调成了晚班,每天回到合租房时已经将近凌晨一点。他怕做饭吵着合租室友休息,不敢炒菜做饭,总是泡方便面填肚子。他心想,这么吃也好,省钱。吃碗面,洗漱收拾一番,他躺在床上玩会儿手机就睡觉。他时不时会收到家里老妹发来的微信,“大哥,我想你了”,看得他心里酸酸的。他希望弟弟妹妹好好学习,考大学,将来能找个坐办公室、有双休日的工作。

来源:故事F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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